六九届，背负一生的“文化之殇”
背负一生的“文化之殇”作者：水昜
半个世纪前的一声“炮轰”中断了一代人的求学之路；一段语录一个挥手，又将辍学的他们指引上了知青之路。
提起知青，人们大多只记得初、高中的 “老三届”，往往忘记了后面还有一群“年方二八”的“小六九”。这群十五、六岁的少年，正规的文化教育历史性地停留在了小学六年级。
历史造就了独特的六九届
本应1966年毕业的小学生，但在1968年上半年才被就近分配进入中学。我们在小学待了将近八年，堪称“老资格”小学生；而在1968年进入中学后的第二年便中学毕业，堪称“速成”初中生。小学毕业证书颁发之日，我们已进入中学数月，而第二年我们就应领取中学毕业证书。一切都是那样不按部就班的混乱，如同我们后来的一生。
直到1968年，我们才领到了迟来两年的连名字都没填写的小学毕业证书。这时母校史家胡同小学已被改为红日小学，颇具革命气息。
六九届虽号称初中毕业生，但一年多的初中学涯大多在学农、学工、游行中度过。屈指可数的文化课只学到了屈指可数的文化知识：语文课是语录课，朗朗读书声，课本是小红书；数学课仅仅明白加、减号也是正负号，至于怎么运算则稀里糊涂；外语课只学了经典之句：Long live Chairman Mao！物理、化学课无从谈起，根本没有课本没有实验器材……。
而就是这样的文化程度，我们居然名正言顺地从初中毕业了。大概觉得我们这一届确实和初中生名不副实，所以最后学校连毕业证书都省了，以至我们成为没有毕业文凭更没有中学文化水平的中学毕业生。
尽管知识有限，尽管年龄仅属少年，但1969年我们还是头戴“知识青年”桂冠登上了远去的列车，而且比老三届走得更干净更彻底更遥远，形成独特的“一锅端”式的“一片红”！仿佛我们六九届更符合知青的标准。
十年知青路，小六九们和老三届同甘苦共命运，没有被优待，没有被照顾，但也从未因文化低而遭受过歧视，因为好在广阔天地里不讲究学历，无论有没有文化、无论文化高低都被一视同仁：能干活有饭吃才是硬道理。因此，小六九们虽然跟在老三届后面一路跌跌撞撞，倒也一直和大哥大姐们平起平坐，也就没感觉太大的由于文化低而造成的精神痛苦和压力，于是便在宝贵的青春时代懵懵懂懂混其终日。
斗转星移，国家终于从疯狂扭曲的十年阵痛中清醒。历史转折之时，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时代的发展需要文化了、需要知识了、更需要人才了。老三届们凭借当年的知识底蕴，千军万马拥上通往大学的独木桥，小六九们傻眼了。虽然也有杰出者挤进了大哥大姐们的队伍，但寥寥无几且底气不足。
当大学敞开校门时，站在高考的门槛前，小六九们陡然发现自身有一块致命的硬伤——知识缺失。可怜、可悲、可叹的六九届，这时如同历史在转过弯道时抛出的弃子。
带伤前行何其难
我们带着这块历史造成的硬伤，在人生拼搏的路途上艰难行进。返城时，跳龙门的捷径基本指望不上，一篇数理化高考试卷能难倒一片基础几乎为零的小六九，大学的门槛是那样难以跨越；回城分配工作时，和高科技含量岗位更是无缘没份，因为我们没有资格胜任，更没有能力驾驭。即便从事普通工作也不是一帆风顺，下岗大潮中学历低、没技术的六九届往往是首当其冲的落马者。
从广阔天地返回的小六九们不再有资格和老三届平起平坐，知识层面的相差不是一星半点。老三届需要的是复习，我们却需要从头学起。我们也想补课，也渴望补充知识，但小学毕业的基础几乎让我们无从下手。
接连而至的工作、生活压力导致许多人最终无奈地在继续学习的道路上知难而退或半途而废。即便经过拼杀已进入高等学府的小六九们也并不轻松，不一样的文化基础不一样的起跑线，要跟上队伍、要并驾齐驱、要出类拔萃又谈何容易。
文化缺失的硬伤给小六九们带来的困扰、阻碍，像拦路虎般横亘在拼搏之路上，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小六九们前途的发展和能力的提升。所幸小六九们没有全体消沉，在浩瀚的知识海洋面前，有的人只是望洋兴叹怯而止步，有的人则义无反顾一头扎入水中劈波斩浪。
当身份由知青转化为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后，有相当一部分人凭借着艰苦岁月磨练出的干劲、韧劲，不服输地挑战人生。少数有能力者与老三届考场拼杀，迈进早在十八岁就应进入的正规大学。而更多的人则以各种形式自强不息，电大、夜大、涵大、自学考试……，充电之路到处有小六九们的身影，而且也确实有许多人学而有成，成长为单位骨干。凭借小学基础那点儿“家底”苦读数载后，拿着那薄薄的一纸高等教育文凭，只有小六九们自知其中的辛酸苦辣。
奋斗之路坎坷曲折
六九届在奋斗之路上前有老三届，后有新生代，小六九们只能自叹功底不如其。毕竟正规、系统教育的底子太薄弱，在那本应接受文化教育的年龄段，却因接受“再教育”而留下了大片的知识空白。
文化知识的先天不足使小六九们纵然再努力，也难以达到社会发展前端的要求。数理化基础太差，只能避开科技发展专业，而转向文科、管理等方向发展。
因此，尽管在管理层、在文艺界不乏涌现小六九中的优秀人才，但在科技发展的人才阶梯上，小六九们却黯然失色，基本没有发言权，没有杰出的代表人物，无可避免地形成了遗憾的历史断层。教育断层导致人才断层，这不是小六九们的过失，是历史不可推卸的应负责任。如果当年能够正常地接受正规、系统的文化教育，我们六九届也必会人才辈出。
历史的跌宕注定小六九们这一生必将跌跌撞撞。六九届背负一生的“文化之殇”，不仅仅属于小六九，更属于历史。但愿历史长点记性，不再出现新的小六九，不再背负新的“文化之殇”。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滞留了三大批初、高中学生没有及时分配工作，在随后的上山下乡热潮中被称作老三届，他们就是1966、1967、19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后面的1969年毕业的初中生，因文革动乱休学一年，1968年一月中央紧急叫停了“大串联”，国务院号召“复课闹革命”时，回到学校的一批学生。他们的初中生涯到69年8月就突然结束了，只勉强上了一年半的所谓中学。这批初中生不同于老三届，也不同于后续招收的初中生。他们是一批被称作知识青年的，文化知识只停留在小学基础的一届，成为共和国一批最特殊的学生。
这批学生年龄只有十五、六岁，在校期间从未见过课本。当时老的教材被当作封、资、修完全封闭，新的没有人编写，或者根本不知道按照什么样的思路来编写，所以69届的这批学生所学的文化课是随着老师的感觉教的。数学课只学了一些正负数、有理数，也只相当于现在小学5、6年级的基础知识。物理课老师讲了杠杆原理和用电常识。
有一堂课，在我的记忆中十分深刻。那一天，老师站在课桌上，手里拉着一条电线在做实验，老师让一个同学拿电笔量他的另一只手，电笔突然亮了起来。身体通了电为什么电不死人呢？原来这就是木头绝缘的原理，老师告诉我们：人体虽然带了电，但形不成电流，人就不会触电。课堂上学生们都被谜住了，瞪大了求知的眼睛。有的同学提问：我站在地上摸您的手可以吗？老师说，那样就接地形成电流了，我和你都要触电，甚至可能产生生命危险。
记得那时同学们都非常喜欢外语这门课。A、B、C、D26个英文字母,很好学。还学了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这样的口号。老师说，过几天就教我们国际音标。但不久学校开始拉练，学生们都要准备好背包和行李。一天夜间徒步开到几十公里外的西北旺去学农了。
西北旺遍地都是水稻，水田对于我们这些乳臭味干的孩子来说很陌生，可是水田很快也为我们带来了好多好玩的东西。最吸引人的当属钓青蛙了。插秧休息的空档，老乡们在水田的排水沟里钓青蛙。原来钓青蛙不用鱼钩之类的东西，只把活的蚂蚱绑在细细的线绳上，然后用木棍挑起就可以了。青蛙见了蚂蚱拼命的咬在嘴里用它的大嘴巴狠命的往肚子里吞，这时趁势把木棍儿甩起来，青蛙不舍得丢掉到嘴的蚂蚱，就活活的当了俘虏。看着青蛙一个个被钓出来那股憨象，十分有趣。有一次，一个女生在插秧的水田里突然哭喊了起来，原来她的腿被一条水蛭叮住了，水蛭的头已经钻进了皮肤。一位教我们插秧的老农跑了过来，在那个同学的腿上狠劲儿的拍了几巴掌，幸亏水蛭没有钻进多深很快缩了出来，那个女同学的伤口流出了鲜血。老农告诉我们：水蛭，也叫蚂蝗，万一叮住了不用怕，只需在叮的地方拍几下就出来了。他告诉我们，蚂蝗啊还是中药呢。我们都瞪大了惊讶的眼睛。事后班主任开会时总结说：需要向贫下中农学习的东西太多了，同学们，要虚心学习，学习贫下中农不怕吃苦的革命精神。
那段时间学工和学农总是交替着进行，接受再教育吗，只接受贫下中农的不行，还要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夏天在稻田学插秧，冬天在工厂里打零工，因为我们什么都不会，也只能干些粗重的活，或帮助打扫卫生。一年半的时间玩耍似的飞快过去了。
69年的8月份，很亲切的班主任老师突然在课堂上宣布：你们马上毕业就要分配了。这样快就要结束学校的生活了？我们还只上了一年半，还盼着老师教国际音标呢，就这样可以不上学了？我们围着老师一头雾水，而老师也说不出什么所以然。
只是说这是国务院决定的，根据1968年底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几天后，分配方案下来了，四个方向，任选报名。
其一，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其二，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其三，黑龙江嫩江农场；
其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学校通告说，所有的69届应届生，一个不留全部要到边疆，到农村，到反修防修前哨，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私下商量，决定去内蒙，因为内蒙离北京相对最近，就说呼和浩特吧，只有一千多公里。而黑龙江最近的地方也有两千多公里，云南更不必说，最少也有三千多公里。何况内蒙兵团属于北京军区。那时的我，十五周岁多一点，凭着这样的分析当机立断。可是，内蒙兵团要求的条件很高，一要表现好，二要根子正，三条必须是加入红卫兵的。因为父亲属于工人出身，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嘛，而且父亲还是革命干部（刚被解放出来的），只有个头太小，才一米五多点儿。这一条没想到费了不少周折，幸亏我的人缘不错，得到班主任王贵俊老师和工宣队领导的力挺，终于被批准成为一名兵团战士。说心里话，能够争取到内蒙，自己还是很高兴的，爸爸也很支持。临走的晚上，还特地赠我一个印有红卫兵封面的笔记本，还特意为我留了言。很快就和妈妈一起到北太平庄派出所销了户口，并领取了棉被等配给的一些东西。
1969年8月16日，是我们离开北京的日子。从这一天起，我们离开了亲人和家乡，开始了独立的建设兵团生活。
我们，就是这样的一批学生，被共和国的史学家不屑的称为“小69”的一批特殊的没有知识的“知识青年”。我们，就是这样的一批有着“知识青年”称号的载入文革史册的“小69”。
时至今日，当年浪迹天涯曾翻起过几朵浪花的“小69”，已被时代的潮流搁浅到黄海之滨的小城日照，在这个日出曙光先照的地方，每天迎接着朝霞，目送着太阳落山。当年的那个充满了许多遐想的小“69”，已过花甲之年，老之将至，每天唯一的期望，就是盼着小孙孙长大，把自己未实现的理想倾注于新的一代，让小孙孙知道爷爷那个年代，还有爷爷那过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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